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其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阶层的结构也发生着重组与分化。当前由于社会群体的差距在扩大、社会分层机制不尽合理和社会流动机制不畅等因素，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亦是此起彼伏。本文以西安市为例，通过对《华商报》“保洁工猝死”的相关报道来探讨大众传媒在城市社会分层中的矛盾与冲突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的。

　　关键词：社会分层；矛盾与冲突；亚文化；文化认同；媒介功能

　　社会分层指的是根据某一标准、把一个社会的成员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①从客观角度来看，社会分层作为一种社会固有的现象和过程，是制度化了的社会不平等。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现象和过程，其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②这样势必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新的阶层，随着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同阶层间出现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同时随着各阶层亚文化的成长，阶层间因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受教育水平、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差异，所以阶层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文化认同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保证。社会心理学认为，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比较、文化类属、文化区辨和文化定位四个基本过程。在个人层面上，它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引导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文化从而保存和光大文化，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因此，文化认同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巨大的社会心理资源。在社会层面上，文化认同以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标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③大众传媒作为文化和社会的机构，在传播文化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的同时，其功能上并不仅仅表现为“喉舌”、“灭火器”、“减压阀”，更高层次上是营造一种群体间的共同的文化氛围以促进相互认同，最终对某一问题达成共识甚至是采取一致的行动。马丁?巴伯罗曾这样表述现代传媒在促成文化认同方面的功能：传播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④

　　一、第一时间报道“保洁工猝死”，消解信息的不对称

　　2009年7月3日《华商报》在A2今日要闻版以大篇幅文章报道了西安60岁保洁工张现民2号下午在二环扫马路，因高温而猝死的新闻。文章一开始就以“高温天气里猝死，这则新闻让人看着揪心、痛心。悲痛之余，同为市民的我们能否从自身做起，减少他们的劳动强度；政府有关部门能否考虑设置休息站等措施，避免再发悲剧。”⑤为基调，呼吁整个社会关注保洁工、关注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藉此 可能地消除强者与弱者、富者与贫者的歧视或敌对情绪。紧接着文章以“为何猝死？”为小标题，对该保洁工的突然死亡进行的深度解读，进而把死因初步呈现给公众。这就是媒体在公众处于信息盲点的紧要关头，准确地把握住了公众的心理疑问从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替公众发问。文章末尾通过横向背景资料延伸，指出之前在西安、广州、武汉等地也有过保洁工猝死在烈日下的事情，这样既能引起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又消解了西安市民对此次个例的不满情绪。

　　社会学家科赛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由于对于自身感到压抑或是对于某一事件感到不满时候的一种“泄愤”和“报警”。作为弱势群体的保洁工，处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资源往往会受到社会的忽视，同时由于缺乏相应信息传播资源而处在媒介分层的底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丧失了表达利益的话语权。在这种封闭的媒介环境里他们很容易把自身的遭遇与不满转嫁给社会、政府以及高于他们的社会阶层，这样就有可能导致冲突，不利于社会和谐。

   《华商报》作为西安的主流媒体和西安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充分担负起了使“弱公共领域”活跃的功能。通过媒体自身的影响与覆盖范围把这个问题放大，以利于引起各阶层的关注、行动，从而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这样可以为阶层间的冲突、矛盾等不和谐因素暂时地制造出缓冲区域，避免出现社会危机。再者，《华商报》对“保洁工猝死”及时客观的报道，打破了阶层间惯有的信息封闭，在该事件上缩小了由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知沟”。换言之，如果此事发生，西安主流媒体不报或是只言片语，必然会引起舆论哗然，广大群众就有可能被部分以泄愤、挑起矛盾的舆论所绑架。这对社会稳定对构建阶层关于关爱、支持弱势群体的文化氛围的营造乃至达成共识与行动是不利的。

　　二、后续报道，引起共鸣

　　该事件一经报道，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华商报》也紧随其后进行系列报道，使该问题在更大氛围内传播，营造一种集合效应。7月4日《华商报》在A1今日要闻版以《气温多高可停工？》为题援引西安市民、专家与企业家等各阶层代表的意见，对这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各依自身感受提出了不同看法。在A2重要新闻版以《保护劳动权益，市民呼吁“高温停工令”》为题报道了西安市目前在高温下依旧上班的几类工作人员的想法。在文末，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谢德成教授代表市民呼吁，要为“极端天气”立法，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在此之后，《华商报》又分别在8日、9日和15日刊发消息，表明对于此事西安全社会及政府已经开始超越“保洁工猝死”这一事件本身，进而关注高温下工作者，并付诸于行动。如：市民给保洁工送西瓜、环卫单位增加工人轮休时间发放补贴引进先进设备、建筑工地减少高温下工作时间以及降低工作强度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华商报》的系列报道，加强了整个社会对于此次事件的认识。通过信息传播范围的扩大与信息传播可信度的提高，社会群体对于该事件由最初的躁动慢慢转化为理性思考。通过各阶层代表的发言和参与，最终在关心高温下工作者、制定“高温停工令”的话题上引起初步的共鸣。作为都市类媒体，《华商报》以“我们”（城市中的成员）为群体归属意识和浓郁的古都文化气息为地域文化特征，维系并强化了西安城市居民对所处城市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

三、搭建意见自由市场，营造趋同文化氛围

　　作为西安的主流媒体《华商报》不断进步着，12年来一直秉持着“正直、善意、理性、建设性”来做新闻，尤其是在做监督报道时更是如此，时刻谨记华商人的精神与人格。在“保洁工猝死”这一问题上，《华商报》对于事件、人物及相关信息做了及时全方位的报道，从多方面求证信息获取资料。通过适当的持续报道增强了信息的传播效果，多种手段同时铺开，既有效地解决了公众心中的疑问也安慰了死者亲友及其同行，又显著地将这一问题放大上升为公众议题引发公众议论，起到了信息公开、化解矛盾的作用。

　　7月11日《华商报》在B4《评论周刊》版举行市民“圆桌会议”，讨论“从一位保洁员的猝死看高温立法之现状”，从容地将“保洁工猝死”这一话题上升为“强公共领域”议题，以“充满人性、及早立法”为主旨形成一种关注、关爱高温下工作者改善他们工作环境的舆论气氛。通过《华商报》这一言论舞台，参加讨论的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交大法学博士、知名律师、大学老师、媒体从业者、宾馆经理、公交人员、快递人员、保洁工和网友等各行业市民从不同角度与立场阐发了自己的意见。讨论中大家不分尊卑，每个人的意见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通过讨论，分散的个体意见经过吸收、扬弃、集中归纳与综合，最后形成了一个基本上集合一致的意见。由于这种意见的形成是一个整合的过程，所以它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即呼吁社会关注、关爱高温下的工作者，呼吁政府及早立法从制度上保证高温（恶劣环境）下工作人员的健康与权益。

　　布尔迪厄学派在研究媒介场域理论时认为媒介场域惯习作用更多的是“相互协调”而非“劝服与抗拒”。若单纯是“灭火器”或是“减压阀”，那么媒介只能表现为一种被动的作用或是外在的压力，很难将矛盾与冲突在根本上医治。相反，媒介在传播信息、引导舆论和环境监测的过程是一个协商民主、妥协各方利益建设合理表达渠道的过程。

     其目的在于通过理性的讨论，把各方意见集中整合形成一种正义的社会舆论。媒介通过自身的特殊身份，把这种舆论反馈给政府及社会各阶层以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这种理解与沟通对于某地域范围内的群体的身份认同来说是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它对于人们的思想、价值和性格习俗等文化特征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分层越来越多元化，在全社会构建一种身份认同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了，所以大众媒介如何构建新的身份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就需要媒介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并培养公民在社会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尊重阶层间亚文化的素养，引导加强各阶层间的文化融合和身份认同。在达到认同的前提下，那么这种文化就会慢慢地在群体间有分歧时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调和着群体间的关系；在相同的意见和行动下又会形成一种合力，增强凝聚力。

　　当前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资源的分配与社会流动机制还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间冲突与矛盾频发。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传媒，虽然也会在公共利益模糊时发生自身角色冲突或为某一利益阶层代言而造成集体失语的现象。但是，类似于《华商报》评论周刊的这种常态化的意见市场却能通过公民意见的集散把公共领域的话题上升为媒介议题甚至最终影响到政府的政策，从而尽可能地缓解、消除这些非对抗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公开的讨论可以增进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和对社会事物的参与性，培养成员间的群体归属感。以某一事件为议题，吸引社会各阶层思考、发言，可以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构建对某一文化的认同，这对于全社会达成共识采取行动是十分有利的。譬如此次事件，如果没有公共媒体的系列报道和讨论，整个社会关怀、关爱保洁工（及其他高温或恶劣环境下的工作者）的文化氛围就难以得到彰显，立法“高温停工令”的呼吁或许又要推迟多少年。

　　小结：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社会成员形成一种维系正义的社会共识。这包括社会各阶层对政府及政府职能体系的认同、对政策和法律的认同、对其他社会阶层的理解以及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和传文化的认同。而这些社会认同感均以群体间的文化认同为基础，如果出现文化断裂，那么社会危机也就会越来越多。大众媒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机构，它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通过教育、通过文化来告诉我们如何理解和服从社会体制，并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尽管目前我国媒体搭建的意见广场还不完善，但媒体的公共作用和引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进一步发挥媒体在引导社会正义情绪方面的作用，进一步缓解社会矛盾和阶层间压力，构建媒体、社会、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
 

《媒介功能：理解传媒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来源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